同时，人股人也不享有被选举权，如监事或理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非社员他（它）们没有交纳资格股金，没有取得社员资格，也不接受信贷服务，他（它）们仅仅是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是以‘资本联合的形式进入信用社的，他（它）们在信用社权利系统中的权利就应该受到限制，不应该进入理事会。
③不法管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7条规定：管理事务不合于前条之规定时，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负前条第一项对于管理人之义务，以其所得之利益为限（第一项）。Onassis v. Christian Dior New York, Inc. ,472 N. Y. S. 2d 426,431（1984)。
此项法律上权利因未经允许而被使用，减损其商业价值而受侵害，且不能因新闻及言论自由原则而免责。2．俾斯麦遗体偷拍案与艺术著作权法（KUG）的制定（1）俾斯麦遗体偷拍案（RG 45,170)在德国《民法》施行前数日（1899年12月28日），德国帝国法院（Reich-gericht）就轰动的德国首相俾斯麦遗体偷拍案作成判决。本件原告于俄亥俄州的一个博览会作所谓人体炮弹（human cannonball）的表演，即将自己从炮弹车中射出，而掉落于前面200尺的网中，整个表演过程约15秒。最后，值得再强调的是，德国民法上未设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一百年来无中生有，创设出比较法上最完备人格权的保护体系，提供一种实践中的规范机制，可供我们思考我国台湾地区法上人格权保护的基本课题及开展可能。陈美凤米酒代言案的判决，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
（三）我国台湾地区人格权法发展的动向我国台湾地区人格权法发展的动向，应以一元论建构人格权，以精神利益及财产利益为其内容。关于本文要讨论的个人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的发展，将于以下再做说明。当理想成为命令，抽象的有理想所具有的命令性质，就表现为每个人一生中必须有理想，不管什么样的理想，如果没有理想是不行的。
从此出发，联想到孔子的大同世界[12]，以及新近提出的和谐社会，便会明白，尽管前者从未曾实现，却历万世而颠扑未灭。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黑格尔仅是洞察到对峙的现实必要性，但是没有对其从理念高度加以道德限定，就此而言，对中介环节的强调，也同时是对偶然和任意性的强调，因此。一旦其成为实践上的命令，由于缺乏实践上的规范能力，因此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土地因而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还是直至上个世纪中叶的土地革命，都不过将其作为实践斗争的工具而已，而非理想。）或者仅仅是一个建议。
建议作为思想观念上的理由则不具有规范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作为潜规则的代名词而同要求混用。这里有必要区分理论中的理想与实践中的理想。
要求则应包括三个阶段：首先，要求暗示着接受者必须将它加入到自己权衡的诸理由当中，这具有法律规范意义。那么，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在何时何地应以命令、要求或是建议的形式出现呢？对它们之间的混淆就导致了很多现实中不该有的悲剧。其结果，前者有时会流于放任，而后者除了个别情况外，难免会导致或强或弱的精神强迫后遗症，卡夫卡（Franz Kafka）背负父亲意志的一生与某一代人痛苦的一生正所谓同病相怜。[4]中国在近代的挫折，并不表明中国没有理想，而是因为这一理想乃是抽象理想，且缺乏更为具体明确、可贯彻这一抽象理想的原则规范意义上的理想。
[15]关于理想作为规范范畴的逻辑分析可参见（丹）All Ross，Directives and Norms，London 1968，p 17，18，20．[16]仔细观察我国宪法。假设有一个理想状态存在，是很多自然法学家最常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还是当今的罗尔斯[13]。所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由于混淆了理论理想和实践理想之间的区别，糊涂于道德理想和法律命令的界限，取天下者无非是个人的主观意志而已，完全与客观的人民意志无关。因此，命令在本文中取广义，既包括道德命令，也包括法律命令，不同于拉兹所分析的，命令是排他但不绝对的，在本文看来，命令既是排他的，也是绝对的，法律上命令具有排他性，道德上则有绝对性的一面。
法官将自己的一头骆驼提供出来，正好凑足12只，于是顺理成章地按照遗嘱规定分配给三个儿子，其中老大6头，老二3头，老三2头，剩余一头还给法官。理想作为一种先天形式，内涵于人的目的当中。
货恶其■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己。如在我国宪法篇幅甚巨的序言中写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畏。显然，有理想作为一种实践行动的理由不同于要有一具体的理想，问题是二者具体的区别何在。或许，在进行权衡的学理论证过程中，诞生出新的理想图景也未必不能成为期待。假使说，理想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指引和规范意义，那么前述的问题便不会存在。因此，关键之处不在于就此抛弃这个内含财产公有的理想，而是要检讨它的性质为何，原本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规范位置，如何才能不通过政治运动而被贯彻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抽象地有理想可以作为命令，但仅限于观念领域和道德领域，特别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其还有着重要的逻辑推导意义，后文拟详述。
[20]关于原则与理念之间关系的证立，见拙文《商讨理论中的人民概念（Zum diskurstheoretisehen Begriff des Volks》未刊稿（德文）。这样一种理想设定了人的目的，或者说人是合目的的存在，它预设了理想的必然性。
而今日敬神如神在，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得以重新反思，也主要是从神在功能意义上就是一个假设，乃是思考得以深入下去的起点处获得启发。意识是对现象单纯的反射，还是具有能动性。
之所以这样一种原初理想状态的设定虽备受争议，却始终不能完全驳倒，原因就在于假设性前提是任何逻辑推理和涵摄（Subsumtion）[14]的必要条件[15]。抽象理想在理论上究其根本实为一个假设。
然而，不遵守这样的命令又当如何，现实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动物性存在，没有理想照样生活，若非当下利益攸关，谁又会去操心他日洪水滔天，黄沙滚滚。参见I．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unde der Rechtslehre，Hamburg 2．Aufl．1998，S． 11ff．也可参见Ralf Dreier，前注[3]文。两种 逻辑关系的区别，在凯尔森看来，是理想作为道德命令有别于法律命令（或者说被误用为政治命令）的关键所在。具体的理想作为要求，却是当代西方国家宪法法院经常处理的事情之一，例如究竟在人权理想还是美好的生活环境之间如何取舍，在法治国理想与社会福利国之间如何取舍，一旦哪个理想胜出，便从要求变成实际行动的命令[5]。
套用现代表达就是，天下，乃人民的天下，天下之财，乃人民之财，简言之天下财天下人共有之。三、全民所有作为理想状态财产全民所有的理想中国自古就有，早在西周时代，天下公有的理想就见诸文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语出《六韬》）
针对我国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遭遇的民主困境，法律制度能够帮助和推动其从困境中突围。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合理安排。
总行的资本金由财政拨款，省互助信贷银行由省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也称为农业信贷合作社）联合组建，省和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资本金由社员自愿投入。设法建立一种互助性的制度来，壮大贫苦农人的经济能力，从而摆脱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有的主张由私人入股实行商业化改造。{20}（P.56）为保障信用合作社能独立进行民主管理，省政府、省联社及信用社省级管理机构的监管职能必须废除。比较起来，后者较为现实可行。199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修订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再次确认了合作社的民主属性：（1）合作社被定义为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
恰在此时，盛行于西方的合作思潮开始风行全国，于是华洋义赈会决定在中国广大贫困落后、易于受灾的农村地区推动信用合作运动。法律制度的合理安排有助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民主困境的突围：首先，解决民主管理主体缺失的途径包括明确信用合作社的合作社法人属性，同时，在保障民主管理有效的前提下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吸收非社员股金。
此后，省级信用合作协会开始出现。设置资格股和投资股的信用社社员股金参照县联社股权设置的有关规定执行，未设置资格股和投资股的信用社社员股金视同资格股管理。
其次，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在探索合作社企业体制的时代也遇到经营获得的可以用来分配的净盈利，如何进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如何在劳资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分配比例的问题，当时他们并没有在理论上做什么解释，而硬性规定按劳分配部分占80％，按资分配部分占20％。
